《县委大院》实在太敢拍了，前两集看下来，已是爆点满满。

短短两集，90分钟的剧情，从官员撤免、群众上访，到拆迁、平坟，乃至官场潜规则，竟然都有涉及。

01、两难。

梅晓歌去光明县上任前，跟老友曹立新有过一次谈心。

当两人说起光明县时，无不认为这是一个坑，谈及梅晓歌那被撤免的前任蒋新民，也没有一句好话。

“这奶牛场的数据造假，太离谱了！总共十一头牛，十大一小，还有三头是黄牛，刷个黑白色，就敢当奶牛。上边来检查，就从村民家里借来凑，你知道往上报的数字是多少吗？八百头！上亿产值！这把中央巡视组的同志脸都气白了，你那个前任，蒋新民，真是敢想敢干，都知道这数字有水分，可都没他这胆量啊！”

由此可见，光明县这个全市最穷的县，吏治上到底烂到了什么境地。

其实，蒋新民对自己被免职，也感到很委屈，甚至还找过中央巡视组沟通求情。

毕竟，这种数据上的水分，早在他上任之前就已经有了，从第一颗扣子开始就系错了，他也只能顺势而为，而不是撕破脸皮把一切都掀开。

再说了，县里没有能拿得出手的产业，唯一一家法兰厂又不利于环保政策，他不在数据上造假又能怎么办？

所以说，都是前面人扔的烟头，才烫了后面人的脚，后人踩住了不敢动，疼了也不敢说，等待梅晓歌的，也将是大麻烦套小麻烦。

他要是真豁出去了去挤数据里的水分，也就相当于断了下面兄弟们的提拔晋升之路；他要是从第一粒扣子开始解开重新系，那整个县委大院上下的绩效工资都将成为问题。

真是两难！

02、拆迁。

村民上访，结果刚出村行踪就暴露了。

一时间，全县干部从上到下都如临大敌，问题直接就被报给了县委副书记艾鲜枝，紧接着去县里和市里的路上就被设了卡来拦截他们。

结果，这只是当地村支书的诡计，想借新县长上任的机会，利用上访群众里的熟面孔来引起他的注意。

还有就是，剧中提及了拆迁这个敏感话题。

县里的领导为了解决财政问题，想要加快拆迁进度，亲自带队下沉式探访，充分听取群众意见，搞清楚老百姓的诉求。

可是，真正的问题，却不是基层干部人浮于事，而是极少数的个别人漫天要价。

比如说，油坊夫妇的账本里，就记满了贪心，刺头儿老邱，更是瞅准机会倒打一耙，那副老同志话事人的姿态，太真实了！

最后，还得是女同志艾鲜枝出马，一番先礼后兵地摆事实讲道理，手到擒来就拿下油坊女主人。

03、官场潜规则。

最有意思的，还是剧里那些申论上都不考的官场超纲题。

比如说，老公务员袁浩对新人林志为的言传身教里，就全是官场人情世故的知识点：

“记住了啊，以后再遇到领导，千万别叫错了！常务副县长，不叫县长，叫常务；县委副书记兼着副县长的，不叫县长，叫书记；县长助理，不叫助理，叫县长；都是副县长，同时是常委的，得叫常委！懂了吗？

简而言之，也就是都要往大了叫！

而且，领导讲话，什么时候该下笔用手记，什么该放笔用心记，原来都是有规矩的。

当黄磊饰演的县委书记吕青山在调度会上说道：“我说几句啊，关起门的话。”

这就意味着，他以下所说内容，只需要听在耳里，更要记在心中，但绝不能诉诸笔端。

于是，全体下属都不约而同放下了笔，只有小林这个新人还傻乎乎的不知所措，才被老袁恨铁不成钢地夺过了笔。

这两段，不知道体制内的人看到是什么感受，反正我这种局外人是看得深有体会：县委大院，其实就是所学校！

#冬日鉴片官##电视剧县委大院#

很多人到现在也没搞懂，曾经走街串巷的神秘赊刀人究竟是何方神圣？他们把刀赊给老百姓后，预言已实现，为何不来收钱？

20多年前有一个“赊刀人”卖我家一把菜刀，说等到玉米一块钱一斤时候再来收钱，现在玉米一块多了，为何不见赊刀人来？

九十年代末的时候，村里来了一个人，说是卖菜刀的，当众演示切肉和切菜，说自己的菜刀是多么多么好，村民都好凑热闹，很快就围了一堆人。

跟正常卖东西的人不一样，他卖刀可以赊账，只要买刀的村民留下身份证号，然后签上字，就可以把菜刀拿回家。

要是问他什么时候来收账，他就会说等到玉米一块，猪上千，牛上万的时候再来收钱，那时候玉米才几毛钱，一头猪也就一二百，一头牛也不过千，哪辈子也没出过这么高的价钱啊！

尽管赊刀人的刀很贵，但是村民都认为赊刀吃了大亏，纷纷购买，都感觉占了赊刀人的便宜，如果玉米的价格，或者猪价、牛价真的涨那么多，也就不差那个刀钱了。

赊刀人把菜刀赊出去后，带着厚厚的账本离开本村，向另外一个村子的方向出发了。

过了十多年，赊刀人当初说的话都实现了，玉米早就过一块钱了，猪也早就上千，牛也早就上万，老百姓都准备好了当初买刀的钱，可是却一直没有等到赊刀人出现，偶尔村民谈起赊刀人，都有一种很神秘的感觉。

没有人知道赊刀人是从哪里来，也没有人知道他们回哪里去，只知道他们卖东西不要钱，而是赊。

我也一直好奇赊刀人究竟是什么身份，他们赊刀的目的是什么。

相传，赊刀人是鬼谷子的后代，早在宋代时期就已经开始活跃起来，因为特殊的交易方式，很快被各地的百姓所熟知，也将这种交易方式称为“卜卖”，他们留下的预言也被称为“谶语”。

清朝咸丰年间就发生过一起赊刀人的故事被记载了下来，那是在浙江奉化，他赊出了刀具，并且说：“等到大米从八十文每升降到十八文每升的时候，他就来收钱。”

清朝时期人口众多，粮食价值一直很高，大家都认为粮食价格不可能降这么低，可是到了光绪年间，真有一年大米的价格跌到了十八文每升，老百姓想起赊刀人的谶语，都感觉不可思议。

久而久之，有村民就认为赊刀人有预知未来的能力，因此欠了赊刀人的钱，从来不敢亏欠。

我倒是不相信赊刀人有预知未来的能力，如果真有那个能力，谁还走街串巷去卖几把破菜刀，干脆到股市或者楼市杀一波，早就赚的盆满钵满了。

那么，赊刀人究竟是如何赚钱的呢？

其实赊刀人都是精明的商贩，他们通过走南闯北，凭借信息差来赚钱，比如他们从厂家进购了大批的菜刀，估计也就3块钱的成本，而当时的正常售价会在7元钱，而他们赊的时候，都是10元左右，这样下来的话，赊刀人的利润率可达233%，一把菜刀当然没账算，但是要是成千上万把菜刀，那可就是一笔很大的生意了。

当然，赊刀人卖刀的价格高，老百姓依然认可是有原因的，一方面是允许赊账，表面上让老百姓占了便宜；另一方面是里面有赌的成分，而赊刀人说的那些条件，很有可能是永远达不到的，那样的话，老百姓就白得一把刀。

如此高的回报率，赊刀人岂不是赚麻了，为什么存在几百年的赊刀行业不复存在，赊了菜刀的村民不见赊刀人的身影了呢？

应该说，随着信息的传播，大大挤压了赊刀人的生存空间，而且他们预言的很多内容都很难实现了。

更让他们没有想到的是这20多年来的通货膨胀率实在是太高了，在90年代时，只要家里有一万存款，那就是有名的万元户，算是富裕的家庭了，然而现在家里有个几百万存款都不能说是富裕的。

在九十年代末，刚出现商品房的时候，北京的房子也就两三千块一平，然而到了现在房价已经涨到了10万，翻了三十多倍。

想想当时赊刀人如果赊出的菜刀上万把，成本也得有两三万了，那个时候的两三万估计都能在地级市买一套房了，现在去要的话，估计也就够个车脚和住宿的钱。

不但钱贬值了，赊刀人赔惨了，更为重要的一点是，这20多年的农村发展是翻天覆地的变化，以前的时候，农村几十年都是一个样子，但是现在不一样了，随着城市化的到来，很多农村人到外地去打工，常年也不回来，也有人搬到了城市里住，能够留在村子里的，大多都没啥钱，这个账估计也不好要了。

可以说，流行了几百年的生意，碰上了“千年未有之变局”，最终使得赊刀人预言虽然实现了，但是却不来要钱了。

当然，像赊刀人这种思维比较活跃的人，估计早就在各行各业混出名堂来了，比如买房或者炒股，也许早就发大财了，根本不屑于这种小本买卖了。

实体世界的生产关系是资本主义，

互联网世界生产关系是社会主义。

互联网是消费者用休闲时间创造内容，

互联网是消费者用消费给市场配置资源。

只是——————

消费者把权力无意识的赋予了中介，阿里等才能碾压实体。

消费者无为合作有意识集结就可以主导互联网，消费者制定规则，就可以指导市场。信息对称，从流程上去掉金融和分销成本，实体中的每个行业都可以逐步形成单一性，最优的技术都会集中到一点，技术真心实意共享，提高效率，形成创新智能资产，人人都可以获得合理的资产，人机协作，共同富裕自然实现！！只有加入我们公共网络云账本，我们老百姓才可以共同富裕，

追求极致的低价

山姆仍然坐在一架双引擎飞机上穿梭，每年访问数百家商店。他会带领一群助理合伙人热烈地吟唱（这是他在70年代去韩国旅行时想到的）：

“给我一个W！”

“W！”

“给我一个A！”

“给我一个L！”

“给我一个波浪！”（包括山姆在内的每个人都会表演一条曲线。）

“给我一个M！”

“给我一个A！”

“给我一个R！”

“给我一个T！”

“拼出来是什么？”

“WAL-MART！”

“谁是第一位？”

“顾客！”

山姆出现时总是戴着一块写有他名字的塑料牌，就像所有店员一样。他提出要收集建议、听取投诉并承诺会采取行动，小时工们感到从这位友善的男人那里得到的关怀比从经理那里得到的更多。

这些助理合伙人得到了道德指引，需要地区经理许可才能和彼此会面。他们会举起双手并重复誓言：“从今天开始，我庄严地承诺并宣誓，对每一位距离我十英尺之内的客户，我都会微笑着直视他们的眼睛，问候他们，所以保佑我吧，山姆。”

老板变成了山姆先生，成了民间个人崇拜的对象。沃尔玛的年会吸引成千上万的人前往阿肯色州，那是一场鼓舞人心的盛会，带着传递福音般的热情。在位于本顿维尔的简朴办公室里，这位主席每月都会给他的数万名员工写一封信，感谢并劝诫他们。

1982年被诊断患有白血病后，他向他们保证：“我会到店里来的——也许不再那么频繁——但我会努力尝试，我想要见到你们。你们知道我多喜欢探访你们，看看你们过得怎么样。”

当路易斯安那州的一个城镇试图让沃尔玛离开，因为担心它会让主街变得空无一人时，这个故事没能传出来。当报告显示沃尔玛工人的报酬低得惊人、兼职工作没有福利且常常依赖公共援助时，山姆先生会谈到有位按小时领取报酬的助理合伙人在退休时拿到了一份二十万美元的股权持有计划，他还声称他通过降低生活成本来提高生活水平。

当售货员和卡车司机试图加入工会，而沃尔玛无情地压垮他们，解雇每一个愚蠢到胆敢说话的人时，山姆先生会在事后到访，向感到待遇太低的助理合伙人道歉，并发誓要做得更好，而其中一些人说，如果山姆先生早知道发生了什么，情况就不会那么糟糕了。

当工厂工作开始像洪水般流向海外，山姆先生发起了一项“购买美国货”运动，在赢得了全国各地政客和报纸的赞誉时，沃尔玛却将“美国制造”的标签贴在从孟加拉进口的服装货架上；消费者并没有停下来思考一下，正是沃尔玛通过要求极致的低价才将美国制造业驱往海外，或使其破产。

在蓝白色的沃尔玛棒球帽下，那张脸像一只温顺的猛禽，随着年龄的增长，笑容越来越多。只要山姆先生还活着，沃尔玛就是一个来自本顿维尔的伟大美国故事。

1989年，癌症在他的骨头中复发，形成无法治愈的多发性肌瘤。山姆先生仍然不想放慢速度。在下一次年会上，他预测，到千禧年时销售额将超过一千亿美元。“我们能做到吗？”他在阿肯色大学的一个舞台上向九千人喊道。他们高喊着回答：“是的，我们能做到！”

他写了回忆录，问自己是否应该在晚年花更多时间和家人在一起，或者投身慈善；他得出结论，如果一切重来，他的选择仍会一模一样。

婚姻关系把钱留在了家庭里，海伦和四个孩子（他们都接受了美国心脏地带的日常教育方式）身价二百三十亿美元，而最后，在世的六个沃尔顿所拥有的财富将相当于美国底层百分之三十人口的总财富。

到1992年初，山姆先生已日渐衰弱。3月，布什总统和夫人来到本顿维尔，山姆先生摇摇晃晃地从轮椅上站起来，接受了总统自由勋章。在他最后的日子里，最让他高兴的是一个想谈谈销售数据的当地分店经理的来访。4月，刚过七十四岁生日的山姆先生去世了。

只有在他去世之后，在这位沃尔玛的乡下创始人不再作为它的公众面孔出现之后，这个国家才开始明白过来，他的公司都做了什么。

多年以来，美国变得越来越像沃尔玛。它变得廉价了。价格更便宜，工资也更低。工厂中的工会工作岗位减少，作为商店售货员的兼职工作增加。

曾让山姆先生看到机会的小城镇变得越来越贫穷，这意味着那里的消费者越来越依赖于日常低价，因此他们所有东西都在沃尔玛购买，可能也不得不在那里工作。掏空心脏地带对公司的账本有利。

在美国越来越富裕的那一部分地方——沿海城市和一些大城市——许多消费者对沃尔玛和它宽阔的过道满怀恐惧，于是他们转去昂贵的精品商店购买鞋子和肉类，好像多付点钱就能让他们对不断蔓延的便宜货免疫。

与此同时，像梅西百货这样的前中产阶级经济堡垒逐渐消失，美国开始再一次变得像山姆先生长大的乡下一样。

《下沉年代》

作    者：[美]乔治·帕克

出版社：文汇出版社

出版年月：2021年1月

以上内容来自《下沉年代》，文汇出版社授权长江商学院发布，仅代表作者独立观点，不代表学院观点。

详情请见《人性的弱点不是商业的机会，而是商业的责任 | 长江读书35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