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闹长安城，火烧永丰仓，箭射金统帝，曲棍收二将，李存孝掰锁出长安！十三太保李存孝在黄河岸边率领四员副将和三千飞虎军，三千VS四十八万大齐军队，以少胜多，将白玉将葛从周打了一个落花流水！
葛从周空摆一子长蛇阵，结果无功而逃！他本想逃到潼关，联合银枪将张归霸三兄弟一起对付李存孝，结果李存孝一鐹打败张氏三雄，他自己也差点被李存孝砸吐血。
无奈之下葛从周一路逃回八水长安，可是他万万没有想到，李存孝艺高人胆大，居然率领四员飞虎副将，十八骑兵一路跟着他进了长安。李存孝误打误撞火烧大齐粮台永丰仓，打死黄巢兄弟抢了五名驹，还在五凤楼前箭射黄巢，险些就要了金统帝这条命！
李存孝在城楼下，望见黄巢中箭倒下，还就以为黄巢已经中箭身亡了。抬头一看，天空已经发白了，就对其他的十七人说:“众家兄弟，此处不宜久留!我们赶快出城去吧!”
说完，十八骑冲出正阳门，奔长安城的东门而来。就听不远处齐军喊声不绝，还不时传来传令军士的高声喊话:“各守城的将士听着，皇上有旨，各城门都不许放跑了李存孝，活捉十三太保!违令者斩!”
李存孝等人紧加了几鞭，马踏如飞，十九匹马“嗒嗒嗒嗒.....”往东城方向跑下去了。跑出还没多远，就见前面有一城门紧闭，往城门上看，隐隐约约看清上面三个大字“光泰门”。
十八人正想冲过去，就听一声炮响，撞出来了一队人马，拦住了李存孝他们的去路，为首有两员大将:二将手中的兵刃和马匹，左边这员胯下抱月乌骓马，手中握着一条镔铁齐眉棍，右边那位骑着一匹抱月乌龙驹，堂中一对短把镔铁戟。
李存孝看了，心中暗暗叫好:好威武的两员虎将!只可惜却为黄巢所用。正想着，就见这两将催马
前撞，来到了李存孝的面前，高声喝道:“呔……对面这位将军，可否是大唐飞虎将军李存孝么?”
李存孝“吁……”一勒五名驹，说:“正是，两位英雄为何要拦住本太保的去路?可否通上姓名?"就听左首拿棍的这员大将答道:“好，你可听好了，俺叫李罕芝，这位是我的兄弟，名叫傅存审。我俩奉命在处等候，捉拿你李存孝。”
李存孝一听，微微一笑:“呵呵……本将军看你俩也是英雄豪杰，想那黄巢乃是个暴君，生性多疑，杀人如麻。正所谓'识时务者为俊杰’，两位应
该弃暗投明，投靠本太保，共保大唐，这才是英雄所为，不知两位是否愿意?”
李罕芝一听，在马上嘿嘿儿地冷笑，说:“休得多言，别人怕你，我俩可不怕，你看家伙吧!”说完，两个人马往前一拱裆，李罕芝双手把棍摇起，傅存审舞动双戟，呼呼的挂着风声，两件兵刃照准李存孝的头顶过来了。
李存孝一看，心说:看样子这哥儿俩确是一对英雄好汉，我不可伤害他俩，今儿个定要将两人收服归顺于我!主意拿定，就见李存孝一踹镫，喊了一声:“来得好!”
左手提挝磕开了傅存审的双戟，就听“当啷……”一声响亮，把傅存审震得在马上晃了两晃，叭的一下，右手一把捉住了李罕芝的镔铁棍，就觉着这棍是有点儿力量头，李罕芝想用力夺回自己的镔铁棍，却动也动不了，如生根似的。
李存孝见了，便微微一笑，将左手的笔砚乌龙挝往李罕芝的镔铁棍上一击，“当啷啷……”一声，震得李罕芝两膀发麻，虎口开裂，血唰的就下来了，李罕芝当时镔铁棍就撒手了。
就见李存孝将左手的乌龙挝往马鞍上一放，双手捉住镔铁棍的两头，对哥儿俩低喝一声:“两位英雄，请看!”话言未了，就见李存孝双膀一较劲儿，“嗨……”的一声，将李罕芝的镔铁棍扭成紧桶箍儿。
“当啷啷……”一声，李存孝将棍圈丢在地下，说了一声:“两位将军，还战否?”当时把李罕芝、傅存审两人吓的两眼发直:我的天呐!太厉害了!
互相看了看，心里都在想:李存孝果然英勇无比，而且又仁义厚道，想想那黄巢残暴无比，确实杀人如麻。倘若让他知道李存孝等人是在我俩的眼
皮底下跑了的，还会给我们活路么?还不如投靠了李存孝。
想到这儿，哥儿俩滚鞍下马，跪拜说:“太保将军果然是英雄神武，大仁大义，我兄弟俩佩服的五
体投地，我俩情愿归顺将军，终生追随将军左右。”
李存孝一听，闪镫离鞍下了马，上前搀扶起哥儿俩。说:“两位将军，不必多礼，快快请起，既然两位是真心投靠本太保，小弟也不会把两位当外人看待!”
说完，李存孝叫过来安薛贺薛四人，拉着李罕芝、傅存审七人义结金兰，就这样，七人就在道上对天盟誓，结为异姓兄弟。互道年龄后，还是李存孝最小，虽李存孝最小，可这六位在外从未叫过李存孝为七弟，都以将军称呼。
李存孝一马当先，来到光泰门边，见城门紧锁着，便闪镫离鞍下了马，一伸双手一把抓住了铜锁，然后大喝了一声:“你给我开!”
那李存孝小时候就能徒手连拔数枚铁钉，这铜锁怎能经得起他的双手一扭，耳轮间就听“啪……”的一声，那铜锁已然成了两截。然后李罕芝等人大开了光泰门，李存孝指挥着大伙儿，冲出长安城，直奔霸陵川可就下来了。这段书后人便称之为:“曲铁棍城下收双将，扭铜锁光泰走三军!”#李存孝演义# #评书#
狄公案残唐五代演义
抗战时随栆会战，鬼子选择杂牌军进攻，碰上了“广西狼兵”173师第519旅，旅长梁津死战不退，感觉自己自己这里成了全线争夺最为激烈的地方。
梁津于1897年出生在广西靖西，黄埔军校第4期步科毕业。1938年任第84军189师1103团团长，参加武汉会战，随部固守龙寨，日机疯狂轰炸和炮火向阵地轰击，他率部死战不退，阵地巍然，战后升任第84军173师519旅少将旅长。
1939年5月1日，当面日军发动了全面猛攻，随枣会战之幕遂启。
然而，当战幕拉开后，日军对中国军队阵地突然由全面总攻改为重点攻击，选择第84军防守的襄花公路单边猛打，一番进攻后，日军选中了桂系的嫡系第84军第173师阵地。
早在此战前，第173师第519旅旅长梁津就与日军第3师团在蒋家河干上了，梁津认为本旅不是好欺负的。桂军顽强好战，有“广西狼兵”之称。这次面对强敌，梁津决心战斗到底，但他知道日军的炮火威力。
梁津命令战士们在散兵坑的坑底挖了一斜洞，他称之曰“蛤蟆洞”。大炮一响，士兵们便一个个钻进“蛤蟆洞”，伏在“洞”中，任凭大炮轰炸，安全无碍；大炮一停，他们就出洞狙击。
第519旅阵地是由随县经塔儿湾直达厉山、唐县镇以至枣阳和襄樊的捷径，这一阵地的得失关系全局，战斗打响后，成为全线争夺最为激烈的地方。
日军飞机先是6架为步兵助威，接着增至12架，集中炮火不断轰击，但是，他们就是迈不上塔儿湾的守军阵地，中国军队就像打不死、炸不烂的天兵天将一样坚守在阵地上。
进攻的日军大部分死在阵地上，少数鬼子逃回去后，敌人大炮接着轰，两小时后，日军密集的大队步兵又猛冲过来，接着又上演开始的一幕。钻出蛤蟆洞的第519旅官兵用各种火器交织射击，打得鬼子们像猴子发疯了似的一跳一跃着逃去了。
此战持续了5日之久，日军每日消耗炮弹超过6000发，几天下来，总数在4万发以上，冲击的日军步兵伤亡累计在4000人以上。
梁津亲率警卫赴一线督战，全旅作战最勇敢的是营长黄玖辉，他自备一网箱手榴弹，亲自指挥着两挺机枪，扼守在通塔儿湾的要道上，到了最后，他亲自操轻机枪顶着正面日军的猛攻，脚被炮弹片击断了，仍坚持不退，官兵大受感动，个个以他为榜样，固守着战斗的岗位，直至全营伤亡殆尽。
日军抓住空当，突破了一个缺口，并且还冲进了200余米。梁津打电话给粟廷勋：“老粟，派出预备队一起来夹击！”
“好啊！一边一个锉子锉！”
两个旅同时派出预备队上，官兵像一群凶神恶煞般杀上去，200余鬼子当场被击毙，其他鬼子见势不妙，尖叫着退了下去。
这已经是第五日中午了。梁津见兵员日益减少，打电话给上级要求增援，川军李岳嵩团暂归梁津指挥。
李岳嵩报到，告诉梁津：“请旅长放心，我们虽是杂牌，但川军这一团原是完整的一个师，参加山西、河北、山东、江苏各战场作战后，剩下来的人马缩编成一个团，现在打得只剩下两个营了，但是官兵都沉着勇敢，不怕死。”
梁津肃然起敬，问道：“你们现在还要补充什么？”
“嗨，就这老套筒——七九步枪的子弹和手榴弹。”
梁津立即打电话往上报告：“军长，李岳嵩援兵已到，请发七九步枪弹药10万发和手榴弹200箱。”
次日天破晓后，日军炮兵又继续射击，日军步兵以疏散队形前进，徒步涉过蒋家河，又发疯似的蜂拥冲来了。李团沉着迎敌，先以步枪射击，后投手榴弹，接着肉搏。
这一次日军被打退后，又开始打炮了，但爆炸声没以往的响亮。 官兵抗击日军7天7夜后，斗志仍然高昂，像推不倒、砸不烂的铜墙铁壁顽强地挡着鬼子的重兵。
5月13日以后，唐河、枣阳附近的日军分路撤退，李宗仁严令先前屡次不听指挥的嫡系汤恩伯会同孙连仲自豫西南下，向唐河一带出击，违令者杀。
汤恩伯立即催大军疾进，与孙连仲两军对日军形成左右夹击，克复新野、唐河，终于与包围圈内的第五战区友军相呼应。
5月18日，日军开始总退却，梁津随全军克复枣阳，并乘势追击。之后与日军胶着在随、枣一线，又渐渐进人了对峙着的休战状态。
随枣战役起于日军进攻，终于日军撤退，日军死伤1.3万人，第五战区也付出了5万人较大的伤亡，日军未能达到预定的战略目标。
1941年，梁津调任桂林绥靖公署少将高参，后回乡居住。抗战胜利后，于1949年10月任华中军政长官公署少将团长， 12月11日在广西靖西被起义人员扣押。1966年9月15日，梁津在抚顺去世，享年69岁。致敬抗战老兵！
1938年初，伤愈的孙立人去找老长官黄杰，却遭到黄杰的冷淡对待，走投无路的孙立人，去找了孔祥熙，这才重新掌握了部队。
1937年11月3日，日军大举偷渡苏州河，孙立人率部迎战，身上十三处中弹，他奄奄一息，昏迷三昼夜。
税警总团长黄杰在上海撤退之前，曾经赶赴医院探望过孙立人一次，并致送慰问金五百元。
黄杰听到孙立人受伤，曾经很感动地说：“孙某人真对得起我，以后如果我有饭吃，孙某也不愁没有饭吃。”
但令孙立人感到不解的是，上海总撤退之后，再也没有人到医院去管孙立人的死活了。孙立人后来回忆说：“幸喜宋子文知道我受伤，进了医院，就想方法将我运到香港去治疗，当时医生说，骨头已伤，恐怕要成残废，而且说，还有一颗子弹在胸肋之间，无法取出。只好严密消毒，听其长好而已。”
在香港医院里，历经了两个多月的医疗，孙立人才勉强可以下床，但是孙立人的一个臂膀却只能僵直地垂下，不能自动弯曲，经过医生的持续治疗，与护士每天为他摇动复健，加上孙立人自己日夜不停活动手臂，手臂才慢慢恢复了正常的功能。
在宋子文出钱帮助下，除了孙立人以外，还有不少税警总队的受伤官兵，也在香港医院里疗伤。此外，撤退到香港的税警总队官兵也有两百多人，为了照顾这些人在香港的生活，孙立人特地向宋子文借了些钱，以解燃眉之急。
住院养伤期间，孙立人每天生活在焦虑之中，惦记着部队撤退之后的境况，但远在香港，音讯断绝。之后，他才从报纸上得知，税警总团残部已经退到陕西宝鸡，总团长（黄杰）当了第八军的军长，后来又听说黄杰到了汉口。这时，孙立人虽然尚未痊愈，但行动上已经不需要由人搀扶，便乘飞机到长沙，预备先回家一趟再到汉口去找黄杰报到。
在长沙的一处尼姑庵里，孙立人找到在那里暂住打尖的妻子张晶英，看到家人狼狈不堪的情景，闻得全家只剩生活费二百多元，孙立人不禁悲从中来。
在在家中稍事停留一个晚上，第二天一早，孙立人就乘火车直奔汉口。
孙立人回忆说：“我抱着万分的热情去见总团长黄杰，我想我与总团长共遇生死患难，今日死而复生，能够重行相见，该是如何感动的场面，那真如离家失落的孩子，重行寻到了父母一样地欢欣，谁曾料到真的见到总团长时，他竟非常地淡漠，好似不曾相识的一般。当时的我非常难过，想起上海作战时，我见危授命，担负了非常艰巨的责任，真是以性命相搏斗，这种工作的报酬，岂真只值得他当时所送我的五百元吗？”
孙立人不远千里，找到昔日老长官黄杰。一则他是部队的代表，不论部队建制是不是还存在，孙立人这是报到；二则孙立人这条命差点拼掉了。单凭这两点，黄杰就应该热忱欢迎，结果反倒是冷淡对待，这不光让孙立人难堪，即便是旁观者也看不过去的。
见黄杰态度冷淡，孙立人非常难过，便去找宋子文，宋子文表示：税警总团损失巨大，且已经改编为陆军，建议由孙立人再组建成了缉私总队。
那么，在淞沪会战后，黄杰为何怕见孙立人？见过之后为何又冷淡对待孙立人？
孙立人在回忆中是这样分析的：当我向黄杰当面提出向他报到的事：“他只说：‘你还得回去休养休养。’我说：‘我已经好了，愿意回到旧部队去。’他说：‘好吧，明天再谈。’我也说：‘我明天一定再来晋谒。’谁知他第二天就回宝鸡去了，我觉得他这种态度真是太不尽乎人情，使我非常地感慨，难过极了。后来想想总觉得患难中过来的上下属，应该有着很珍贵的意义，纵然总团长的态度冷淡，我还写信到宝鸡要求投效，也就杳如黄鹤，不见回音，后来我才知道当时正在改编，税警团已改编为第四十师，总团长当时以军长兼师长，因为所辖干部都是我团的基本干部，我又是税警总团的老人，如果我回去，就必须派我为副师长，才洽舆情，而他却正有着私人须派为副师长，所以不顾人情地给我以闭门羹，而派我到西北胡宗南将军部下做高参。我因为长沙方面，还有税警总团伤病痊愈官兵五千余人须待收容，我又从来不愿做高参等职务，所以就报告辞职，而他所改编的部队，后来在开封一战，也就完了。”
孙立人在几次面晤黄杰，最后终因黄杰闪躲不得要领之后，孙立人在走投无路的情况下，才另外设法。一则解决自己回部队报到的问题，二则解决流落在长沙五千多名原税警总团伤病痊愈官兵的前途问题。所以，在宋子文的指点引荐之下，孙立人找到了时任国民政府财政部长的孔祥熙，孔部长便以财政部缉私总队的名目，任命孙立人为总队长。这是1938年3月11日的事情。
1938年5月，兰封会战打响，黄杰指挥的第八军（由税警总团改编）违令撤退，战后被撤职查办。黄杰认为宋子文没有替他求情，因此耿耿于怀，之后对孙立人的态度也很不好。
据孙立人回忆：在打通中印公路在芒友会师见面时，孙立人问候黄杰：‘黄先生，您好！’
黄杰说：‘好是好，就是不会说英文！’
孙立人脾气上来了，当即说：“没关系，我们打败日军不是用英文打的！”黄杰听了之后，脸色大变，拂袖而去。
1979年，徐向前收到一代名将郑维山的来信，信上说他生活困难。徐帅立马给总政治部主任韦国清打电话，生气地说道：不要推来推去，来回踢皮球！
能让大帅徐向前如此义愤填膺的去找彼时的国家政治部主任韦国清问话，这郑维山的来历自然非同一般。
郑维山于1928年便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当时的他年仅十三岁，可正所谓战乱出人杰，时势造英雄，这郑维山虽然年纪轻轻，可在领兵作战上却是一个不可多得的人才，十八岁时便身居要职，担任了红军八十八师的政委。
他所领导的这支部队，乃是红四方面军的中坚力量，在多场大战中都发挥了巨大的作用。
在平津战役中，郑维山所率领的部队接到的上级命令是抵挡住新保安地区西面的敌军即可，其他方向的地方部队无需他操心。
可在战斗中郑维山发现，与本方部队对抗的国军一零四军一直在潜移默化的向西方向移动。
郑维山作为身经百战的将领，推测出敌军的两个师团似乎是想汇拢整合兵力，一旦让他们得逞，我方部队的处境堪忧。
于是他当机立断决定派兵去包围拦截，切不可让敌军的两个师团成功汇合。
但很明显郑维山的这一命令是违反了上级的指示的，战场上违令者当军法处置，因此郑维山的部下都犹豫不前。
可郑维山一身虎胆，他相信自己多年的指导战斗的经验，于是便向手下的将士们承诺道：“你们只管放心大胆的去冲，上级要是怪罪下来，我自会顶着，不会牵连到你们！”
而后来平津战役的胜利也证实了郑维山的判断是无误的。
这名部队里赫赫有名的常胜将军，在开国授衔仪式中也是被授予了开国中将军衔，并且成为了北京军区的司令员。
但为官不比打仗，更何况北京乃是中枢地区，若将行军打仗的一套用于和平年代则会引发许多矛盾，郑维山这司令员干了没多久的时间，便因为犯下了错误而被组织下放到农村改造。
一代名将的境遇有了如此大的反差，许多同期的将领都为郑维山感到可惜，希望能拉他一把。
但他却没有怨言，而是勤勤恳恳的在农村参与劳作，因为他始终相信党中央的伟大决定，他在心里期待着组织上能够重新给他一次机会，怀揣着对组织的信任，郑维山一直苦苦的等待着。
直至八年过去，他的心性已被平淡的生活重新打磨，而党中央将他的改变看在眼里，于是将他请回了了北京。
但多年未归，往日他所熟悉的北京现在早已物是人非，堂堂的开国中将回到了北京后却连基本的生活都难以保障。
无奈之下他便想到了曾经的老首长，如今的军委副主席徐向前元帅，想向他寻求帮助，这才有了开头的一幕。
徐向前元帅了解了郑维山的境况后，很是生气，曾经在战场上为新中国抛头颅洒热血的将领，现在却连基本的生活都难以保障，这无疑会让这些老革命将士寒心，新中国政府绝不能亏待了任何一个有功之人。
于是他亲自拿着郑维山的来信，来到了总政治部主任韦国清的办公室，怒气冲冲的质问道：“国清同志，我今天接到了郑维山同志的来信，反映他在生活上遇到了许多的困难，他是新中国的开国元勋，我们绝不能这样寒了一个老同志的心，我不管这件事情是北京军区负责，还是总政治部负责，总之不要再推来推去的踢皮球，赶紧将这件事落实到实处！”
韦国清见徐帅发如此大的火，也是被吓了一跳，接过信阅读完后，当即郑重承诺，绝对会立马解决问题，徐向前元帅见此便满意的走了。
有了元帅的催促加上政治部主任的承诺，郑维山生活上的问题很快便得到了解决，工资、粮票到位，生活用品也得已配齐。
郑维山非常感激组织对他的关心和照顾，在解决完生活上的问题后，他积极的配合徐向前元帅的指示，一步一步解决政治上的问题，最终重新得到了启用。
后来在邓小平同志的亲自点名下，郑维山成为了兰州军区的司令员，为国镇守西北地区，积极的开展西北军区的边防建设和绿化工作，在自己的晚年继续为新中国的建设添砖加瓦。
最终一代名将在晚年确诊了肺部肿瘤，于85岁时病情加速恶化，最终被病魔夺去了生命，于2000年5月9日病逝，享年85岁。
作者：XX
编辑：小甲
1449年10月，瓦剌大军进犯京城。没想到于谦却要以卵击石，下了一条让人很吃惊的命令，所有将士放弃城池，一律出城迎战，违令者砍头。但是，瓦剌人就擅长打野战，这不正好中了瓦剌人的下怀吗。
瓦剌人确实擅长打野战，而对于攻城战肯定不是首选。而当时的京城城墙非常坚固，于谦又从山东、河北等地调来勤王部队22万人，有这么多兵士在京城，那于谦为什么非要让将士们背城而战，这不是典型的以卵击石吗？而且，瓦剌战力更胜一筹，现在士气正旺，为什么要扔下自己的优势去和别人拼命呢，只要守住城池，把瓦剌耗走不就行了吗？
猛地看上去，于谦这个决定很难让人理解，事实上当时于谦也是遇到了不小的阻力。本身瓦剌人在打过来，还未靠近京城时，以徐有贞为首的一些人主张赶快扔掉京城南逃。在徐有贞等人看来，虽然朱祁镇被抓，但是换个人当皇帝还是很好办的。另外，朱棣将都城从应天迁到北京后，仍然在留都南京置有一套班子和人马，只要皇帝登基，南京六部立马可以运转起来。再说，北京城内各套衙门班子都齐全，只要像宋朝一样南迁，毕竟还能偏安一隅。
可是，于谦不同意。于谦对那些建议南迁的人很客气，也很直接，《明史.于谦传》中记载，“于谦：言南迁者，可斩也。京师天下根本，一动则大事去矣，独不见宋南渡之事乎！”
事实证明，于谦选择“背城而战”是当时唯一的选择。
按说，瓦剌是不会那么轻易攻到京城墙下的，可是瓦剌太师也先手中有两个关键人物，一是已经成为太上皇的朱祁镇，二是一个叫喜宁的太监。
公元1449年十月初一，瓦剌挟持着被俘的明英宗朱祁镇大举南下，一路经过宣府进攻居庸关，也先率领3万名瓦剌主力来到大同，他要用明英宗来扣关。朱祁镇就这样被挟持着来到大同城墙下，高喊着让守城将领来见他。大同守将郭登一看是明英宗，他登上城墙看到了，但是无论对方怎么说，他就是不开门。
也先在这里耗不起，只得绕过大同进攻紫荆关，当然紫荆关也不是那么好攻下的。但是太监喜宁跳了出来，她告诉也先，有一条小道可以走。就这样，在太监喜宁的帮助下，也先攻下紫荆关，一路来到京城。
《明史》记载：时京师劲甲精骑皆陷没，所余疲卒不及十万，人心震恐，上下无固志。谦请王檄取两京、河南备操军，山东及南京沿海备倭军，江北及北京诸府运粮军，亟赴京师。
明英宗朱祁镇把明朝的精锐都带到了土木堡，大部分被埋在了那里。剩下的兵士都是些老弱病残，于谦紧急调人，筹备粮草。
土木之变后，当时跟随明英宗出征的石亨却逃了回去。但于谦知人善任，并没有发落石亨，还让他戴罪立功。面对瓦剌强敌，石亨提出还是要收兵入城，把九个城门关闭，依托坚固的城墙来进行防御。但是，于谦认为，瓦剌大军本身就士气高涨，如果明军还一味退让，会使瓦剌人更加猖獗，进攻才是更好地防御。
当时的京城虽然有22万支援军士，但是那时的京城太大了。北京城有九个门，分别是正阳门、崇文门、宣武门、朝阳门、阜成门、东直门、西直门、安定门、德胜门。如果把这22万士兵分开防守，那么每个门的兵力也就2万多，而也先可是带着3万名瓦剌精锐来的。如果分兵把守，那么每一个城门都有被击破的风险，只要有一个城门被攻破，那就会引起城内恐慌和溃败。
还有关键的一点，瓦剌是骑兵，进攻速度很快，当你看透他们的主攻方向时，再调兵遣将，已经来不及。只有把防御力量放在城外，才能更好地吸引瓦剌主力来此决战，瓦剌也没有太多的兵力分出来进攻多个方向。
另外，如果也先绕过京城，直接进攻河北和山东等内地，那么就会造成很被动的局面，这种情况是朱祁钰等人很不想看到的。
于谦向朱祁钰建议，要采取背城而战的战略，把22万大军在京城的九个城门外排开，并且在德胜门设置伏兵，形成依城为营、以战为守、分调援军，内外夹击的作战部署，准备与瓦剌军于北京城下一决死战。
《明史》记载：“时诸军二十二万列城下，寇见大军盛而严，不敢轻犯。以数骑来尝，谦设伏空屋，遣骑诱之。遂以万骑来薄，伏发败之。石亨出安定门，与其从子彪持巨斧突入中坚，所向披靡，敌却而西。”
这场防御战是这样进行的，十月十三日，也先率军进攻德胜门。于谦事先让石亨安排伏兵在城外的房屋里，又让少许兵士来引诱瓦剌人追赶。也先等人进入伏击圈后，火器、弓弩齐发，也先大军损失惨重，也先的两个弟弟孛罗和平章卯那孩等都被大炮轰成渣渣。
也先很快明白过来，明军主力在德胜门，所以他掉头进攻西直门，但守西直门的也是个猛人-孙镗，他力战不退，等到援军到来，终于打退他们的进攻。孙镗其实想推入内城，但是城墙上蹲着一名给事中程信，这个人很讲诚信，说好了不开门，就是不开门，不得已，孙镗只能硬抗。
也先进攻京城屡遭失败，又害怕自己的后路被切断，在十月十五日夜里，他率领人马，挟持着明英宗朱祁镇从房山东北部向紫荆关撤退，京城保卫战取得成功。
可以说，于谦为大明续命接近200年。你认为如果没有于谦，明朝会像宋朝那样南迁吗？
康熙十四年，蒙古察哈尔王偷袭大清，几万敌军即将攻破京城，但是，康熙皇帝手中却无兵可调。危难之际，他任命文官周培公率三千仆人抵御。周培公却对仆人们说：咱们卖命，朝廷只给每人一两银子，太少了。
康熙十二年，南方爆发了以平西王吴三桂为首的“三蕃之乱”。
康熙十三年，吴三桂的大军攻占到了长沙、岳州等地，云南、湖南等六省相继被叛军占领，大清南部的半壁江山不保。
年轻的康熙皇帝，彼时才二十岁左右。他紧急调配八旗精锐，固守湖北荆州，借以长江天险，先稳定北方局势和人心。
随即，又派各路大军进驻江西、四川等省遏制叛军。
因为康熙帝举全国之力扫除南方叛军，导致京城的防备能力已经捉襟见肘。
就在此时，一头觊觎已久的北方狼，悄悄出发了。
他们的目标很明显，就是偷袭京城，坐收渔翁之利。
这头北方狼，就是蒙古的察哈尔部。
康熙即位后，察哈尔部的首领是阿布奈，他的祖上是成吉思汗。
但是，他不仅对大清没什么感情，还藐视皇权，连续八年没有进贡。
但康熙帝选择了宽宏大量，他不仅封阿布奈的儿子布尔尼为亲王，还把安亲王岳乐的女儿嫁给他。
可是，布尔尼也是头白眼狼。
察哈尔部本来是没有任何实力与清廷抗衡，但“三藩之乱”的爆发，京城守卫严重不足，布尔尼看到了机会。
他立即率领几万大军进攻京城，没多久，察哈尔部已经攻到了离京城不足百里地。
京城里人心惶惶，年轻的康熙忧心忡忡，他手头无兵可调。
就在这时，孝庄太后出手相助了。
“姜还是老的辣”，这些年，人心是她攒下的巨大财富。
孝庄太后组织了一个茶话会，把以前那些关系很铁的异性兄弟召集到了一起。
这些人跟着孝庄太后，也早就非富即贵了，他们每家都有上百个看家护院的家丁。
这些人为孝庄贡献了一支3000人凑成的临时军。
人是凑齐了一点，但由谁统领呢？京城危在旦夕，远水救不了近火。
康熙思虑再三，他决定重用汉将，而且是从未带过兵打过仗的文官周培公。
康熙任命周培公为抚远大将军，副将为图海。
周培公只好顶着压力硬着头皮上了。然而，要调动孝庄太后召集的这些家奴，绝非易事。
这些平日里跟着各家主子吃香的喝辣的惯了，目无纪律，嚣张而又懒散。
头天集结操练的时候，家丁们就给图海将军一个下马威，他根本叫不动这些人。
“要爷卖命，拿银子来。没银子，爷不伺候”这些家丁叫嚣着。
这些家丁里，有个二等侯伯如海，他的母亲是孝庄太后的婢女，给孝庄太后梳了18年的头。
这厮仗着自己母亲这点关系，更加无法无天，头天集结，他不仅迟到了，还竟然喝得醉醺醺的且口出狂言。
“军法无情，凡违令迟到者，斩！”周培公见他如此无礼，顿时心生一计，决定拿他整顿军纪。
刀起头落，刚才还风光无限的伯如海，瞬间就去了地府。这下，把那些家奴都吓坏了，立马列队站好听候指示。
随即，周培公宣布了十三条军令，凡有违令者，条条都当“斩”。
“列位弟兄，此行出征，每人一两饷银，实在太少了。但是列位得胜归来以后，本将军保你们终身富贵”宣布完军纪，没想到周培公立马话锋一转。
“本将军查过典籍，这个察哈尔王，私藏黄金一千万两。我已经向皇上请旨，取胜之日，所有黄金白银一半上交国库，一半分发给各位”周培公宣布了一个振奋人心的消息。
“汉军必胜！”将士们备受鼓舞，开始勤奋操练。
果然，不出半个月，周培公率领的几千家奴，成了虎狼之师，不仅把察哈尔赶出了京城，还一路乘胜追击打到了察哈尔的老巢。
“禀皇上，据呼和浩特郡王报，说他那里方圆三百里，无论官仓民宅， 都被周培公的兵痞洗劫一空”索额图禀告康熙。
“胡说八道，那都是察哈尔的人干的！”康熙心知肚明，却正色呵斥了。
周培公兑现了让将士们取得荣华富贵的承诺。
这只虎狼之师，随即挥师南下，并用智谋成功劝降了王傅臣的十万叛军。
而后几年，他又率领几十万将士，平定了三蕃之乱。
@尽娱欢
“重赏之下，必有勇夫”。
京城存亡之时，一介书生受命于危难之际，怎样激发将士们的士气？
足够多的银子，无疑非常奏效。
周培公一身傲骨，平日不为五斗米折腰，自己宁肯寄居寺庙屋檐下，也不肯拿伍次友的推荐信博取功名。
然而，一旦重任在身，书生的谋略和将帅的果敢以及技巧，又在这个人的身上巧妙地糅合在了一起。
笔者真的很喜欢周培公这个人物。
周培公后来被康熙贬到冰天雪地的盛京待了11年，然而，在临死前，他还是干了两件了不起的事。
其一，是举荐曾被顺治帝下诏“永远不录用”的姚启圣平定台 湾，此人后来果然帮了康熙的大忙。
其二，是周培公用11年的时间，费尽心力各种考证，手绘了一幅巨大的大清地图。一国之君运筹策帷幄之中，这幅珍贵的地图，意义太深远了。
“兔死狗烹、鸟尽弓藏”，伴君如伴虎，周培公的结局也告诉我们，一个臣子功成名就的时候，往往也应该是急流勇退的时候。
1916年春夏之交，袁世凯在一片反对声中被迫放弃帝制，任命段祺瑞为国务卿，出来收拾残局。5月10日，国务院电令当时的两大银行中国银行、交通银行，自即日起，对所有两行已发行的纸币，及应付的款项，一律不准兑现付现，并令两行总、分行所存的准备现款一律封存。同时禁止人民拒收纸币，并对纸币不许折扣使用。段祺瑞签署的停兑令要求各地官府派出军警，“监视该两行不准私自违令兑现付现；并严行弹压，禁止滋扰。”
第二天清晨，中国银行上海分行接到了总行转来的这个停兑令，副经理张公权和经理宋汉章惊惶万分，经过详细讨论，他们认为如遵照这个命令执行，则中国的银行从此信用扫地，永无恢复之望，而中国整个金融组织也将不能脱离外商银行的控制。他们核算上海分行所存的现金准备，与发出的纸币、活期存款的数额，总在六成以上，足够数日兑现付存的需要，应该可以渡过挤兑及提存的风潮。即使不敷兑现有提存，尚有其他资产可以抵押变现，提供兑现付存准备。纵令竭其所有而仍没有办法，也能得到民众的谅解，明了经理人员维持信用，负责到底的苦心。他们深感银行此刻只有不受政府非法命令的支配，才可以维护中国金融的生命，毅然作出一个决定，抗拒北京的命令，照常兑现付存。
银行抗命，这是中国金融史上一个前所未有的决定，这决定实在太大胆了。
“为国家维持一分元气”
张公权回忆，当时他们二人有所顾虑的是，北京政府如果以他们违抗命令而将他们免职，勒令他们离开怎么办。宋汉章去拜访上海会审公堂的法官讨教应对之策，法官提出，如果与中国银行利害关系人，如股东、存户、持券人等向公堂控诉经、副理有损害他们权益的行为，要求法庭阻止，即可成立诉讼。在诉讼未判决之前，北京政府不能逮捕现任的经理、副理。张公权当天下午就去找他在金融界的那些好友，浙江兴业银行董事长叶揆初、常务董事蒋抑卮、浙江地方实业银行总经理李铭、上海商业储蓄银行总经理陈光甫，与他们商量决定，由蒋、李、陈三人分别代表中国银行股东、存户、持券人，各请律师向法庭起诉。
中国银行由大清银行改组而来，有官股、有商股。当晚，张公权与股东刘厚生去找富有声望的张謇出面，随后组织了上海中国银行商股股东联合会，张謇被公推为会长，在报纸上刊出的公告说：“本会为维持上海金融市面，保全沪行信用起见，已联合全体股东，公请律师代表主持沪行事务，督饬该行备足准备，所有钞票仍一律照常兑现。……”
5月12日早晨八点，张公权去银行上班，距离银行还有三条马路时，就见人已挤满，勉强挤到行门口，估计挤兑的人数不止二千人，争先恐后，撞门攀窗，几乎不顾生死，其实手中所持的不过一元或五元的钞票数张，或二三百元的存单一张。13日继续挤兑，人数并没有比前一天减少。14日是星期六本来只营业半天，特意延长，下午照常开门兑现，人数开始减少，大概只有四百多人来挤兑。15日是星期天，照例全天停业，特意开门半天，前来挤兑的人流明显减少，只有一百多人。此时，银行的现金已消耗了几乎十分之八，如果周六、周日还是像前两天那样挤兑，则几乎不能维持。到16日，挤兑风潮就已平息，他自述：“上海中国银行之钞票信用，从此日益昭著。南京、汉口两分行鉴于上海分行措施之适当，并获当地官厅之合作，对于发行之钞票，及所收存款，照常兑付现金。影响所及，浙江、安徽、江西三省，对于中国银行在当地发行之钞票，十足使用。”
那年5月15日股东联合会给国务院、财政部和中国银行总行的电报说：“此次中央院令，停止中、交两行兑现付存，无异宣告政府破产，银行倒闭，直接间接宰割天下同胞，丧尽国家元气，自此之后，财政信用一劫不复。沪上中国银行由股东决议，通知经理照旧兑钞付存，不能遵照院令办理，千万合力主持，饬中行遵办，为国家维持一分元气，为人民留一线生机，幸甚。”——2011年5月17日《财经国家周刊》#商业文明##管理#
1943年12月13日。日军第11军军长横山勇中将再次向（火田）俊六总司令去电，全面介绍第11军目前面临的困境，强烈请求取消重占常德的命令。
但是换来的却是（火田）俊六,对横山勇贪生怕死，在大日本皇军历史上， 还从未有过这种执行命令不坚决的抗命行为的严重警告!
于是，（火田）俊六总司令干脆给横山勇军长发来一道死命令： 大本营的命令必须坚决执行，违令者，军法从事。
1943年12月14日。横山勇气得把（火田）俊六的命令撕得粉碎，率部继续撤退.
——END@哆来梦小子讲坛点击关注我，邀请你一同博览历史，解读迥然不同的历史事件
军队中，一位将领因腹泻而跑去茅厕方便，却意外发现了一群蚂蚁。
震惊中他慌忙下令，部队紧急后撤。
尽管将士们都对长官的命令疑惑不解，但这个命令却拯救了数万的军队。
而下令之人，正是清朝著名的将领——赵良栋。
提起赵良栋，很多人对他的印象还是《鹿鼎记》里那个率兵攻打王屋山的清军将领。
但赵良栋其实是一位名将，在清朝平定三藩的过程中立下了汗马功劳，更是被誉为河西四汉将之一。
赵良栋出生在甘肃宁夏，荒凉之地气候恶劣，可游牧民族也因此体格强健，孔武有力。
而赵良栋正是这样一个天生勇猛之人。
与许多男儿一样，从小他就立志参军，希望能凭借自己的本事闯出一番事业来。
在长大后，赵良栋就辞别了父老乡亲，孤身一人参加了陕西总督孟乔芳的军队，成为了一名普通的士兵。
但当时清廷统治混乱，全国上下常有战事。
所谓乱世出英豪，像赵良栋这样的悍将，只有在不断的战争中，才能更好地体现其价值。
顺治初年，甘肃等地爆发了农民起义。
顺治十三年，南明永历政权萌芽。
康熙元年，马乃、陇纳等地的苗族起义。
在一场场战斗中，赵良栋也渐渐地从无名小卒逐渐成了一名小将领，而后便是督标中军副将、云南广罗总兵、山西大同总兵。
而到了1673年，平西王吴三桂在云南谋反，同年赵良栋被任命为宁夏提督，负责平定陕赣一带的战乱。
而之所以赵良栋能平步青云成为提督，单单靠一身武力自然是远远不够，除此之外，赵良栋还有着一颗观察入微的细心。
康熙八年，在出任大同总兵的时候，部队为了作战而来到了一个名叫密树关的地方，此处地势低洼，迷离环布，部队驻扎其中，倒也不会被人轻易察觉。
待部队都安顿好后，赵良栋忽然觉得腹部疼痛，于是慌忙就找了个茅厕准备方便。
而就在这时，不远处的空地上有一排蚂蚁却引起了他的注意。
按理说，在这荒郊野岭中有蚂蚁并不稀罕，但怪就怪在这蚂蚁的数量未免有些太多了。
平日里，外出觅食的蚂蚁多为工蚁，并且队列有序，看起来像是一支经过训练的军队。
而此刻的蚂蚁却像是搬家一样，呼啦啦的一窝蜂似的跑了出来，在前面的空地上四处乱窜。
看着眼前这一幕，一旁的赵良栋猛地回过神来，他一下子好像想到了什么，急忙下令部队立刻后撤，违令者立斩不怠。
众将士们刚刚扎好营地，此刻正要休息，却忽然听到撤退的命令，尽管心中疑惑，但众人还是按照赵良栋的指示去做。
等到部队从密树关撤出的时候，刚才还晴空万里的天气此刻却已经是乌云密布了。
还未等众人重新扎好帐篷，天空中豆大的雨点就已经噼里啪啦地落下了。
没过多大一会，原来驻扎营地的地方就已经被雨水淹没，成了一片湖泊。
蚂蚁搬家蛇过道，动物对危险的感知能力远比人类要敏锐得多，而赵良栋也正凭借着细心的观察，才使得军队躲过一次危机。
由此可见，这位清朝名将确实是有真才实学。#历史#
参考文献：《清实录康熙朝实录》#大有学问#
1938年6月，黄埔一期的国民党中将龙慕韩被蒋介石下令处决，龙慕韩听到判决大叫冤枉：“你们一定是疯了！你们不能不讲良心呀！兰封就算是老子丢的，可兰封也是老子带人夺回来的呀。”但于事无补，6月17日，龙慕韩在武汉被执行枪决，这是抗战爆发以来第一个被军法处决的黄埔一期将领。
5月13日，日军土肥原师团渡过黄河，攻占菏泽后，继续猖狂南下。见土肥原师团二万多人远离大部队，孤军冒进，是围歼的好机会，蒋介石将善打硬仗的薛岳从第三战区调到第一战区。一时间，豫东地区战云密布，俞济时的第七十四军、宋希濂的第七十一军、桂永清的第二十七军、黄杰的第八军，以及粤系李汉魂的第六十四军等十几万大军，结成口袋阵，专等骄横的土肥原师团入瓮。
龙慕韩时任第八十八师中将师长，也率部参加了兰封会战。龙慕韩是黄埔一期生，全面抗战爆发后，他任第十三军第八十九师副师长，率部驻防平地泉，他和军长汤恩伯产生矛盾，在南口战役离开了第八十九师。
1938年初，龙慕韩被任命为第八十八师师长。该师在国民党军中颇有名气，原属国民政府警卫军，是由德国顾问训练的精锐之师，曾打响“八一三”淞沪会战八字桥反击日军第一枪，“八百壮士”也出自这个师的五二四团。在惨烈的南京保卫战中，第八十八师仅高级军官就阵亡两名旅长、3名团长。
不过需要指出的是，八十八师主力历经淞沪会战、南京保卫战后，基本是伤亡殆尽，龙慕韩任师长时的八十八师只是继承了番号，兵员和装备和原八十八师相比是大大不如的。
龙慕韩任师长后，八十八师属第七十一军序列，驻防洛阳，军长为王敬久，该军还有沈发藻的第八十七师。1938年5月初，因王敬久与洛阳警备司令祝绍周闹矛盾，黄埔一期的宋希濂奉调第七十一军军长，不久部队即车运豫东参战。这时，第八十八师下辖第二六二、第二六四两个旅，原准备赴商丘驻防，且其第二六四旅已抵达商丘。第二六二旅在东开途中，因铁路被炸断滞留于兰封车站，随之第七十一军军部和第八十七师也开抵兰封，担负起守备兰封的任务。这样一来，第八十八师就只有第二六二旅一个旅的兵力了。
不久，桂永清的第二十七军和邱清泉所带的战车营、搜索装甲车营相继抵达兰封，蒋介石即下令第七十一军及八十七师向兰封、考城间的红庙侧背攻击，并要求第八十八师仍留兰封，龙慕韩又暂归桂永清指挥。
宋希濂曾力争全军一同前移作战，但未被批准，只好率军向东北方向攻击前进。如此，只有一个旅的第八十八师就更孤单了。
5月22日，桂永清、邱清泉率装甲战车部队在兰封以东击溃一股日军。此举马上引起土肥原的关注，于是集中兵力，全力扑向兰封。
面对强敌，桂永清本应拼力死守待援，但他却乘战车向西败逃。他也深知兰封一旦丢失责任重大，于是匆匆写下一纸命令，要龙慕韩率所部固守兰封。这是国民党军队常见的“损失友军，保全自己”的典型做法。
龙慕韩接到命令，认为仅以第二六二旅数千人马，根本抵挡不住日军凶猛的攻势。要么遵命固守待援，最后全部伤亡；要么避敌锋芒，违令退出兰封。龙慕韩短暂思考后，自作主张，率部退出了兰封城。
兰封失守，陇海路一断，不仅使尚未摆好的口袋阵被捅破，从徐州撤退途中的大批军用物资被卡住；而且日军如借路西行，直取开封、郑州，将使中原全局陷于混乱。
正在开封督战的蒋介石、程潜、薛岳闻听大怒，严令豫东各军全力堵截日军，命李汉魂第六十四军限期收复罗王集，要桂永清、宋希濂不惜一切代价收复兰封，否则军法从事。
5月25日，宋希濂亲率第七十一军两个师反攻兰封。这时，龙慕韩也自知闯了大祸，丝毫不敢懈怠，亦头戴钢盔，手持武器，亲自督战反攻。经浴血奋战，反复争夺，宋希濂率部于27日攻入兰封。
前敌总司令薛岳见口袋底又封牢了，便开始严厉督令各部不间断地对日军发动攻势，缩小包围圈，以争取全歼土肥原师团。就在激战正酣之时，日军第十六师团及独立混成第三、第十三旅团自徐州向西攻击，威胁围攻土肥原师团的中国军队侧背，以解败兵之围。
激战至1938年5月29日晚，豫东前敌总司令薛岳见屡攻三义集不克，自身伤亡增大，攻击力锐减，日军东路解围部队正在加速推进，豫东兵团面临敌合围之险，只得忍痛决定部队停止进攻，逐次撤离战场。至此，兰封会战结束，遭受重创的土肥原师团在最后时刻得以死里逃生。
兰封会战，十几个师未能围歼2万余兵员的土肥原师团，使蒋介石暴跳如雷，感叹兰封会战“实为战争史上千古笑柄”，他下令彻查战败原因。桂永清与龙慕韩失守兰封致使豫东战场全局被动，并耽误合围土肥原宝贵的4天时间，成为众口一词的说法。于是军法执行总监部军法会审决定：第二十七军长桂永清撤职查办；第四十六师师长李良荣革职留用，戴罪立功；第八十八师师长龙慕韩玩忽职守，放弃兰封，着即押至武汉处决。
龙慕韩放弃兰封是事实，死得并不冤，但是桂永清掌握着一个军，却一触即溃，责任更大，却只是撤职查办，后来反而继续得到重用，这种处理让人惊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