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8年10月16日深夜，睡梦中的郑洞国被一阵急促的电话铃声吵醒，参谋向他报告：“六十军有异动，恐怕是要叛变。”郑洞国大吃一惊，急忙打电话给第一兵团副参谋长杨友梅，令他设法弄清六十军的动向。

到了凌晨一点多，新七军副军长史说、参谋长龙国钧、新三十八师师长陈鸣等人慌慌张张来到郑洞国的办公室报告说：“六十军可能发生了突变，所有的电话联系都中断了。”

郑洞国为证实这一情况，亲自给六十军打电话，电话铃声响了很久，就是没有人接。郑洞国预感六十军肯定是投向解放军去了，垂头丧气地对史说等人说：“算了吧，他们要怎么干，就由他们去吧！”

史说有些紧张地问：“那突围的事怎么办？我的部队已按计划开始调动了。”

郑洞国苦笑了一下说：“现在还谈什么突围？你赶快命令部队立刻撤回原防地，并迅速向六十军防区派出警戒。”

在史说等人走后，多少还有些不死心的郑洞国，一次又一次地往六十军军部挂电话，希望能得到确切的消息。电话最后总算是挂通了，接电话的是六十军政工处长姜弼武。

姜弼武对郑洞国说：“司令官，曾军长（曾泽生）命我转告您，六十军已决定光荣起义。如果司令官赞成我们的主张，欢迎您和我们一同起义；如果您不赞成，我们也不勉强，就各行其是好了。”

郑洞国还想找曾泽生讲话，但被姜弼武给拒绝了。第二天，第六十军起义的消息传遍了整个长春市。杨友梅、史说、龙国钧、长春市长尚传道等人都跑到郑洞国这里来打探消息。这时，姜弼武按照曾泽生的命令，给郑洞国送来了他的亲笔信。

郑洞国看完信后，心情复杂，明知大势已去，但仍一心想为蒋介石“尽忠”。他把信放到桌子上，冷冷地对姜弼武说：“信我留下了，恕不作复。请你回去转告曾军长，他要起义，请他考虑，要我和他走一路，我不干！”

随后，郑洞国把这封信的内容电告了沈阳的东北“剿总”卫立煌，并请示新七军该如何行动。10月17日下午，卫立煌按照蒋介石的命令，电令郑洞国于次日上午率部队从六十军防地向城外突围，届时将派飞机轰炸掩护。

郑洞国接到电令后，把新七军的主要将领和第一兵团司令部的高级军官召集到一起，研究突围计划。郑洞国后来回忆当时开会的情景：到会的人哭丧着脸，都一言不发。我再三要他们发表意见，只有我的一个老部下，新编第七军暂编第六十一师师长邓士富站起来说：“目前情况，突围已不可能，我建议暂时维持现状，以后再徐图别策吧。”

郑洞国只好采纳邓士富的意见，这一天，让郑洞国感到很彷徨，非常苦闷。对当前局面如何维持，他毫无办法，完全是度日如年。

曾泽生率六十军起义，对新七军的官兵产生了强烈的震撼。10月18日晨，当新七军的官兵睁开眼睛后，惊讶地发现，长春市东半部市区已经被解放军占领，他们已处于解放军枪口和大炮的直接威胁之下。新七军官兵的士气更加低落，大都无心作战。暂六十一师第二团团长姚风翔神情沮丧地对自己的手下说：“反正大势已去，整个防御体系已一劈两半了，枪口朝着自己的屁股，既不能再守，也无法再逃，除了起义、投降，就是死路。”

自9月12日解放军发起辽沈战役后，六十军军长曾泽生已开始考虑起义的问题，并且迅速下定起义的决心后，便精心部署起义的问题。当时新七军军长李鸿身体不好病卧在床，不理军务，将军务交由副军长史说代理。

由于李鸿不理军务，所以当六十军起义后，新七军军部没有形成一致意见时，其所属部队便各行其是了。

在解放军的包围进逼和强大的政治攻势下，新七军前沿阵地的官兵纷纷自动向解放军缴械投降。面对部队的混乱状况，新七军副军长史说束手无策。正当他彷徨不定、一筹莫展之际，前来探望他的天津《民国日报》驻长春特派记者杨治兴趁机进言说：“目前突围和困守都没有前途，您是否有意声明率部退出内战，与解放军商议停战呢？”

史说和新七军的其他将领知道军心早已涣散，这个仗是没办法再打下去了，但他们又碍于郑洞国的面子，不敢自作主张放下武器。听杨治兴这么一说，史说不禁问道：“不知桂公（郑洞国）意下如何？”

杨治兴因急于促进长春和平解放，根据郑洞国平日私下里对他说过的对国民党腐败不满的一些言论，以自己的判断佯称：“桂公也有此意，不过依他的身份怎么好出面讲这种话呢？”

史说误以为杨治兴是郑洞国派来传递信息的，当即高兴地说：“既然桂公同意了，那一切都好办了！”

在新七军中层以下官兵主动与解放军联系时，新七军上层将领并不是无动于衷。“史说将一切情况告诉了正在卧病的李鸿，李鸿也很惊慌，要史说召集全军营级以上的部队长开会讨论，征求大家意见，再作决定。”

李鸿并没有表明或起义，或投诚的态度，而是将这个权力交给了营长以上的军官讨论会，由军官们自己决定自己的命运。

会议于上午10时召开，由史说主持，进行了两个钟头后，大家都便放弃了突围打算，同意放下武器。

之后新七军派出代表与解放军接洽投诚，而郑洞国对此一无所知，他成了一个光杆司令。

我在韩国安山打“日档”。

2012年6月8日，长春老乡朝鲜族崔哥领我到“荣耀”找活儿，打“日档”。

韩国的“荣耀”相当于中国的职业介绍所，搭起用工与求工之间的桥梁，它在这里抽取佣金。

“日档”就是日工，车接车送，当天干完当天结算工资。

这天给我安排的是陶瓷厂的活儿，一共五个人，三位韩国人，两位中国人，我和另一位东北人——他是半个朝鲜族，爸爸是汉族，妈妈是朝鲜族。

到陶瓷厂干啥活儿，搬砖！叉车司机把一叉车一叉车的瓷砖陆续运来卸地上，你把这些瓷砖搬到流水线机器上去，至于已经烧好的瓷砖为何重新再搬到流水线上去，也许是回炉？那就弄不清楚了。

我和三位韩国人在一条流水线上，分工搬砖，这个活儿有力气不偷懒谁都能干。这里有个韩国小伙儿长得漂亮，像韩剧里的人物，但干起活儿来一点不娇气，普遍地能吃苦耐劳。

中午午餐后，东北哥们找我坐房檐下聊天，谈起他是怎么来韩国的，吐槽来韩国的种种不习惯。他原来在东北某市的国企做过中层，他习惯以意识形态的角度看待中韩制度和文化的不同。比如他在首尔乘公交，他从后门上被公交司机给撵下来了，他据此认为韩国人太虚伪，存在压迫，整天鞠躬行礼的。我说，哥们你在国内也得在前门上，后门下，这是规矩。

我认为出国打工，首先要尊重所在国的法律、风俗。我们是来打工挣钱来了，不是改造什么来了，适者生存，合适就干，不合适就散，挣钱为第一要务，千万别想太多。他听了感觉和我观点不同频，谈不到一块，就回自己车间了。

下午三点半，流水线停下来，这是间食休息时间，工长送来了牛奶和面包，吃完干到六点就收工了。

到院子里，工长给我们每人派发了工资，六万韩币，就坐车返回安山市里。

搬砖很累，我也是硬撑，能撑下来就是胜利，这天就赢了。那位哥们我没见他上车，应该是干了半天坚持不下来，又被脑子里的问题折磨不轻，用句后来流传的网络语言形容他就是：读书太少而想得太多了。打半天工偷摸溜了，自然也领不到工资。

不知道这位哥们还在韩国不？在韩国打工，外国人（不仅是中国人）干的都是苦脏累险的活儿。他有两个选择，要么适应融入，要么打道回府。

第二天我仍然去“荣耀”找活儿，今天的活儿需要懂韩语，所以“荣耀”就没有给我安排活儿，我在安山的宿舍里歇了一天。

（客观陈述，东北哥们这样不代表都这样，勿上纲上线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