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0年，丈夫前往北京出差，竟能顺道探望毛主席，妻子大呼不信，谁料丈夫深藏若虚：其实我是毛家人。

 

毛主席有一位堂弟名叫毛泽全，小时候毛泽全就很崇拜这位堂哥，1926年毛主席回乡开展农民运动时，毛泽全积极参加，成了队伍里传递消息的“信使”，后来局势日趋紧张，毛泽全也和毛主席断了联系。

 

等到1937年国共合作，毛泽全在报纸上看到哥哥毛主席到了延安，他决定继续追随哥哥的脚步，和几个同乡跋山涉水，用走的办法走到了延安！

 

两兄弟在延安激动地拥抱在一起，毛泽全主动向毛主席讲述了近年的遭遇，以及家中亲友的状况，在讲到反动派迫害亲友时，毛泽全伤心不已，当即向毛主席求一把枪，想要跟着战士们冲锋杀敌。

 

可是毛主席还是悉心安慰着毛泽全，并劝诫他先好好学习，成长起来再打不迟！后来毛泽全进入抗大，1938年从中央党校毕业，并进入了新四军队伍。

 

可是毛泽全的名字晃眼啊，当地革命工作又搞得出色，很容易被反动派盯上。于是在上级领导的建议下，毛泽全化名为王勋，继续在当地开展工作，与徐寄萍相识并相恋。

 

1943年，两人结为光荣的革命伴侣，不过就算二人结婚，毛泽全也还是叫王勋，他把这当成了组织上的命令，就连妻子也不说。

 

一直到新中国成立后，毛泽全成为了后勤部生产部部长，与自己的哥哥分别已久，毛泽全十分想念毛主席，可是工作繁忙，一直到1950年，毛泽全前往北京出差，才有机会见一次毛主席。

 

两兄弟已经有12年未见，一切仿佛都与上一次见面不同，毛泽全面对毛主席，显得有些拘谨，支支吾吾了半天，连叫什么都没想好。反倒毛主席主动迎上来，握住毛泽全的手说道：“十二弟，怎么才来！”

 

毛泽全这才知道啊，这一切与上次见面，没什么不同！他还是毛主席的弟弟，两兄弟也还是坚持着共同的革命信仰！毛主席与毛泽全交谈甚欢，谈天说地聊聊家常，回忆曾经的点点滴滴。

 

不过两人身上都还有公务在身，时间一到便只能约下次再见。几天后，毛泽全回到了南京家中，这时候好奇的妻子凑了上来，主动问起北京的情况，还问“王勋”有没有见成毛主席！

 

毛泽全没有犹豫，当即把在北京的见闻告诉了妻子，还提到自己见过了毛主席，而且是在中南海单独会面呢！这让徐寄萍惊讶不已，自己和丈夫相识也有七年，怎么没听说丈夫和毛主席还有关系？

 

徐寄萍忙追问“王勋”，是不是从前就见过毛主席。毛泽全哈哈大笑起来，主动同妻子讲道：“我告诉你个秘密啊，我其实是毛家人，叫毛泽全，毛主席是我堂哥！”

 

徐寄萍听完直接傻在原地，久久不曾回神，自己过了七年的丈夫，竟然还是个“骗子”？毛泽全以为妻子生了气，走上前哄道：“这都是为了工作，为了安全，也不希望有人对我特殊照顾嘛！”

 

“我改名后也习惯了这个身份，咱们认识时还在部队，我要对我的身份进行保密，所以一直未曾说起，你可千万不要生气。”看着丈夫真挚的眼神，徐寄萍还没积攒起来的无名之火就灭了大半。

 

丈夫保密身份，不对自己说也是情有可原，于是徐寄萍转而问起毛主席的情况，在听到毛主席知道她的姓名和工作时，徐寄萍笑得格外灿烂。

 

1952年中秋节，毛主席邀请毛泽全一家前往中南海做客，4年后毛主席再度邀请毛泽全，兄弟俩也留下一张极为珍贵的合照。可是后来毛主席越来越忙，兄弟俩也就很难有见面的机会了。

 

虽然见不到，但是毛泽全没忘记毛主席对自己的嘱托，一辈子干好自己的本职工作，不在队伍里搞特殊，从未再跟其他人提及，自己是毛主席之弟的身份，以脚踏实地的态度为人民服务，无愧为毛家人！

“拿3条软中华，否则别想把车开走”，陕西延安，发生一起令人气愤的案件。靳某爆料，自己因交通违规，车辆被扣。万万没想到，一名“交警”竟打来电话，点名要3条软中华。靳某不得已便买了中华烟送去，但在他取车时还是遇到点麻烦，被要求交100元停车费，不给钱不让离开。最后，靳某只好再次乖乖拿钱。事后，靳某将此事发布网络，引发热议。

后经交警支队调查，原来是辅警王某和马某暂扣靳某车辆和证件。临聘人员徐某来说情，辅警白某收取靳某的中华烟后，将他的车和身份证返还。目前，4名涉事人员已全部予以辞退。

简直太恶劣！无论是辅警还是在职交警，或是临聘人员都该履行自身职责，为人民服务。本案中，交警扣车后竟主动索要昂贵香烟，一般香烟都不行。而且更离谱的是，扣车后还要交停车费。对于涉案交警的行为不仅是渎职，还涉嫌索贿，这可是赤裸裸的违法！

我国《刑法》规定了受贿罪，是指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实施索取他人财物，或者非法收受他人财物，为他人谋取利益的行为。

本案中，虽然向靳某索要香烟的是辅警，但辅警扣押车辆属于公务行为。根据《刑法》第93条，其他依照法律从事公务的人员，以国家工作人员论。因此，本案中涉事的辅警符合受贿罪的主体要件。

王某和马某扣押靳某车辆和证件后，徐某说情，白某收受香烟贿赂，之后直接将车让靳某开走。4人利用手中的权力，在执法过程中明显存在受贿行为，谋取了不正当利益。其行为符合受贿罪的构成要件。但受贿罪要求个人受贿数额在5000元以上，因此，本案中4人的行为尚不够刑事立案标准，所以未被追究刑事责任。

但大家想一下，这是第一次吗？如果是第一次就被爆料和调查，是不是太巧了点呢？一条软中华800元，3条就是2400元，索贿两次就差不多够犯罪立案标准了。如果是多次索贿，显然是涉嫌构成犯罪的。也希望当地有关部门深挖细究，挖出公安队伍里的害群之马，免得有损公安干警的形象。

值得注意的是，辅警是不能单独执法的。那两个辅警是如何将车和证件扣留的呢？徐某是怎么知道的呢？怎么就成为掮客了呢？白某有权力返还车辆吗？希望当地交警能够回应公众质疑。

此外，交警扣车需要自己缴纳停车费吗？根据《行政强制法》的相关规定是不需要的。对查封、扣押的场所、设施或者财物，行政机关应当妥善保管，不得使用或者损毁；因查封、扣押发生的保管费用由行政机关承担。也就是说交警扣车是不需要缴纳停车费的。

最后，还是希望当地交警部门对此事严肃处理！　　

对此，您怎么看呢？欢迎留言、转发！#延安头条# #普法行动# #车辆被扣押被辅警索要3条中华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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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在处理公务，江青并肩写字，两人眉宇之间满是恩爱。

作为女人，江青在延安追求自己理想的爱情生活中，和毛主席有一段相对浪漫、相对幸福的美丽时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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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要芙蓉王，拿3条软中华来取车。”陕西延安的靳先生因交通违规被姚店中队辅警王某和马某扣了车和身份证，靳先生拿了两条芙蓉王找到临聘人员徐某，求他去说说情。谁知对方点名要3条软中华，靳先生只好买了3条软中华交给辅警白某，然后去提了车，还交了100元的停车费。目前，涉事人员辅警白某、王某和马某，还有一个临聘人员徐某均被辞退。3条软中华已经退还给靳先生。（来源：二三里资讯）

看到这个新闻后，我就满脑子的问号，怎么都是辅警？还有一个是临聘人员。这一个交警队出了那么多蛀虫难道就没人管吗？

中国有句古话说得好：“阎王好过小鬼难缠”。虽然辅警和临聘人员并不是真正的交警，但是在老百姓眼中，他们的一言一行都代表着警方的形象，所以必须将这4条“蛀虫”清除出交警队。

目前，这4人已经被辞退，但网友们并不买账，他们认为就这么将他们辞退了处罚太轻，难道他们的行为不构成受贿罪吗？而且辅警哪来的执法权扣车呢？扣车为什么还要交停车管理费？

接下来我们来一一解答这些问题。首先我们来看下他们的行为是否构成受贿罪。

众所周知，受贿罪的主体是国家工作人员，辅警虽然没有正式编制，但如果辅警在执行公务时，可以按国家工作人员论。因此，本次事件中，3名辅警以及1名临聘人员在处理靳先生的违规行为时，属于正在执行公务期间，可以成为受贿罪的主体。

根据《关于人民检察院直接受理立案侦查案件立案标准的规定》的规定，个人受贿数额在5000元以上的，或者个人受贿不满5000元，但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予立案：

1、个人受贿数额在5千元以上的；

2、个人受贿数额不满5千元，但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

(1)因受贿行为而使国家或者社会利益遭受重大损失的；

(2)故意刁难、要挟有关单位、个人，造成恶劣影响的；

(3)强行索取财物的。

现在一条软中华市场价差不多是600多元，3条软中华在2000元左右，还没有达到刑事立案的标准，所以无法对这些辅警进行刑事立案，只能根据双方签署的聘用合同的约定，予以辞退。

但如果这几名辅警有多次受贿的行为，且累计受贿金额已经超过1万元的，可以根据《刑法》的相关规定，按照贪污犯罪的规定去处理，贪污数额较大的，一般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罚金。

其次，我们来看下辅警有没有权利扣车。

其实严格来说辅警不能单独执法，也就是不能单独扣车，但如果有正式警员在场的情况下，辅警可以协助扣车。一般情况，一名正式警员会配备2名辅警进行协助。

第三、车辆被交警扣押后，车主在提取车辆时是不收取停车管理费的。这在《行政强制法》中有着明确的规定。

因此，停车场应立即退还收取靳先生的100元。

这一个交警队居然出现了这么多严重的违规违纪的行为，感觉都是一环套一环，这不是在坑我们老百姓吗？希望相关部门能够将此事进行彻查，该抓的抓，该罚的罚。千里之堤，溃于蚁穴，对“蛀虫”就应该要坚决打击，绝不姑息。

你们对本事件有什么看法？欢迎留下您的观点，我们一起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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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起延安许多国人会想起“革命圣地”与“红色摇篮”也会想起在这里度过了将近十三年时光的毛主席。这段时期在党史上被称为“延安时期”，正是在延安，毛主席创作出了《沁园春·雪》等具有高度艺术价值的诗词作品，并写下《论持久战》等诸多经典的军事政治著作，“毛泽东思想”逐渐走向成熟，并且毛主席在这一时期领导了国内第三次革命战争，为推翻国民党反动统治、建立新中国打下了坚实基础。

除了家乡湖南韶山和建国后的北京，延安是毛主席居住时间最长的地方，他心中对延安始终抱有深深的挂念之情。当他离开延安时，亲口告诉当地的人民“我还会再回来的”，陕西人民对这位伟大的领袖也非常尊敬、爱戴，还有农民诗人专门为毛主席创作了民歌，例如《咱们的领袖毛泽东》，这首优秀的民歌在整个陕甘宁边区和各抗日根据地广泛流传，久唱不衰，成为传世之作。如果毛主席再次回到延安，必定会受到人民群众的大力欢迎，然而非常遗憾的是，毛主席在离开延安后再也没能回去，其中的原因是多方面的。

抗日战争结束不久，内战便全面爆发，与解放军的较量中处于下风的蒋介石召集数十万军队，直直地攻向中共中央所在的延安。在这样危急的情形下，毛主席认真研究了双方的军情，判断陕甘宁边区的兵力是无法和敌人相比的，于是决定撤离延安，用主席的话来说就是“存人失地，人地皆存；存地失人，人地皆失”，用丢弃一座空城来保护革命的火种。

随后党中央转战陕北，毛主席在极端艰苦而险恶的环境中冷静指挥人民解放军进行战略进攻，1948年４月延安重新回到了人民的怀抱，这也预示着中国革命在全国范围的胜利，预示着新中国的诞生。

1949年10月1日新中国成立了。但是当时的中国经受了连年的战争摧残，各行各业都尚在恢复阶段，如果想让这个新生的国家步入发展正轨，还有很多急需解决的问题，所以身为最高领导人的毛主席肩负起了非常繁忙的工作。

毛主席先是指导了对社会主义工业化和生产资料公有制的改造，又担起了主持起草《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的任务。而且不仅国内的情况需要稳定下来，来自外界的军事挑战也不断冲击着我国的国防安全。美国意图打压新中国，不断挑起局部战争；苏联在两国关系恶化后多次侵入我国边境，不断制造事端；印度、越南等国也试图占据我国边境地…面对这些挑衅中国没有退缩，而是在毛主席的领导下，先后发起了抗美援朝战争、对印自卫反击战、抗美援越战争、珍宝岛自卫反击战、西沙群岛战役等等，保卫了我国的领土完整和人民安全。

从1949年到1975年，毛主席一直保留着乘坐专列火车去全国调研的习惯，常常在专列上办公、开会，到达目的地后和地方各级干部现场沟通交流，和基层干部和人民群众接触，了解当地的实际情况。众多交通工具里，毛主席为什么偏爱坐火车呢？这是因为主席认为“坐火车可以掌握主动权，想停就停想走就走。想停就找个支线停下来，可下车看看，或找当地领导谈谈都行”。

然而，当时我国的西北地区因为地形地势的原因交通很不便，很多地方不通火车，只能靠马车或者人力车才能到达，从北京到延安大约一千公里，在路上要耗去很多时间。而且，因为路途中要穿过多个山区，安全也是个大问题，更何况一些美国为首的境外势力和国民党残余分子也在暗中窥视，我方无法保证万无一失的防护。毛主席是我国的最高领导人，他的安全属于国家大事，绝对不能有任何闪失，如果在路上发生什么突发状况，没有人能够承担起这个后果。

另外，毛主席的视察路线与当时各地的发展状况紧密相关，我国东部、南部、中部是发展重点，所以毛主席经常前往那些地方了解情况，相较而言，西北地区人口较少，发展底子也薄，毛主席就去得比较少。所以综合来说，延安深处内陆，距离北京太远且地形复杂，加上全国还有很多地区需要毛主席的关注，这些原因导致主席很难在有限的时间里专门前去看望延安的人民。

当毛主席终于可以从繁重的工作中得到休息时，他已经年近八十，并且随着年岁的增长，身体状况也不大不如前。年轻时的毛主席带领着我军一次次闯过生死关头，常年积累下的病痛在年老时显现，而且因为他嗜好抽烟，所以存在着严重的心肺问题，甚至有时会呼吸困难。同时，因为长期的操劳，毛主席还患有白内障，双眼看不清东西，做完手术之后，毛主席很快就又投入进工作之中。晚年的毛主席在健康状况不断恶化的状况下仍带病工作，身体已经完全经受不起长途的颠簸，回延安看看这一愿望也就无从谈起了。

虽然最终也没能亲自回到那个曾经非常熟悉的延安，但毛主席心中一直牵挂着那里的人民。有一次他的秘书高智调往西安，毛主席专门拜托高智帮自己规划一下到延安之后的路线；尽管因忙于公务抽不开身，但几年后当毛主席再次和高智在北京相见时，仍然表示自己想回去看看，吃陕北的小米，沿着黄河走一圈。后来高智为毛主席寄来了陕北的小米，虽然毛主席见不到延安的人民，无法再一次沿着黄河走一走看一看，但来自那里的熟悉味道也在遗憾之中带来些许安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