济源一中被评为河南省家风家教示范基地

近日，省妇联、省文明办联合发文，公布了第三批河南省家风家教示范基地名单，河南省济源第一中学家风家训馆榜上有名。

据了解，近年来，济源一中在优化家校合作协同育人模式，密切家学校联系，推进家庭、学校和社会多元参与的教育综合体系方面做了一系列的探索，不仅高标准建设有家长学校教室、家风家训馆和家庭教育指导中心，而且选拔聘用了20余名拥有“家庭教育指导师”“学习能力指导师”“心理健康指导师”等资质的优秀教师，组建了家庭教育讲师团，还编制有家庭教育校本教材——《这样管教，你的孩子也能上名校》，并依托学校8+1工作室、电影工作室、网上家长学校积极开展家校共育实践研究，还积极开展“家长课堂”、“家庭教育专家讲座”“家庭教育交流会”“家长开放日”“家长接待日”等多种活动。

近5年来，学校先后组织100余次家长课堂，万余名家长从中受益。已成功举办二十一期家庭教育交流会，与会家长达3000人次。

（王林夕 翟闯 供稿）

安全校园　重在预防

——济源高级中学召开“校园安全双重预防体系建设”培训会

为提升学校教师双重预防体系建设知识水平，有效推进学校双重预防体系建设工作，11月3日下午，济源高级中学在济高报告厅举行“校园安全双重预防体系建设”培训会，全体教师和物业、餐厅等相关人员330人参加了此次培训，培训会由原春生副校长主持。培训会聘请了中国移动公司的讲师辛少华进行了授课，辛老师就“双重预防体系”建设的重要性和必要性及如何建立并有效运行“双体系”等进行了系统讲解，对“双重预防体系”建设基本理论、具体实践措施、普遍流程及具体工作方法等方面进行了多角度、全方位、立体化的讲解。通过培训，全体老师对安全风险分级管控和隐患排查治理两个体系有了更加深刻的认识，提高了教师对学校安全工作的重视程度。学校党总支书记赵小文强调本次培训对学校双重预防体系建设有着重大意义，对全体教师提出两点要求：一是要掌握消防器材的使用方法；二是要明确学校的安全隐患，确保校园安全。学校将以此次培训为契机，逐步完善 “校园安全双重预防体系”建设，并按照要求落到实处，确保学校“双重预防体系”持续推进。

（王军艳 供稿）

【济源红色故事】红色摇篮说济师

在艰苦卓绝的土地革命战争时期，设立在济渎庙里的济源县立师范学校，曾是豫西北地区中共地下组织的领导和活动中心，先后为党吸纳和培养了众多的革命骨干，被人们誉为培养革命人才的红色摇篮，在济源地方革命史上具有极其重要的地位。

　　20世纪20年代末，济源的封建地主、土豪劣绅、恶霸地痞勾结官府，对人民进行残酷的经济剥削和政治压迫，激起了贫苦大众的愤怒，不少地方爆发了反抗地主剥削、反对官府欺压的斗争。为加强对这些斗争的组织领导，中共河南省委先后派党继新、史德秀、牛明俊等返回济源，开展地下工作。他们以各种方式深入济源师范讲习所、县立一高小、县立二高小，在青年学生中秘密开展革命宣传，传播革命思想，团结吸引了一大批积极分子。

　　1929年4月，济源师范讲习所正式更名为济源县立师范学校。同年9月，学校从县城文庙迁入济渎庙。作为济源当时唯一培养小学教师的“高等学府”，这里汇聚了全县青年学子中的大部分精英。学校设有甲、乙两班，学制分别为三年和两年，后又扩招两个班(其中有一个班为女生)。

　　济源县立师范学校建立后，当局把济源县立二高小改为师范附小，担任师范附小语文教员的党继新借帮助进步教师吕天英讲课、批改学生语文作业的机会，结识了不少优秀青年。1930年8月，党继新受聘出任济源县立师范学校庶务主任。同年10月，由洛阳中心县委派遣回济的共产党员薛子中也辞去国民党济源县党部指导委员职务，担任济源县立师范学校史地教员。他们在吕天英的默许下，先后聘请孟县的戚宇凡，洛阳的刘病侠、廖涤如等一批共产党员到学校任教，进一步增强了党在学校的领导力量。

　　在特支“一年赤化师范”的口号下，济源地下党组织放手发展“反帝大同盟”“红色互济会”“学生会”“读书研究会”等党的外围组织，组织领导了反对反动政府教育当局的学潮斗争，在全县不少小学派遣了党员，发展了党组织。1931年，他们又将斗争的重点由学校转向农村，使各地的“贫民会”“佃农会”“农会”“长工会”等群众组织蓬勃发展起来。这为1932年4月、9月的红军武装割据斗争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在长期的革命斗争中，济源县立师范学校师生中涌现出党继新、薛子中、于思礼、王承寿、张汉三、赵开汉等数十名革命先烈，还走出了原航空工业部副部长段子俊、水利部原副部长史向生、北京卫戍区原司令员李钟玄、陆一军原政委杨力勇、原北京军区炮兵司令员李健、原济南军区炮兵参谋长李达九、大连原市委书记杜李、九江原市委副书记张景禄等数十位省军级领导和众多的党政军干部。他们既为中国革命和建设事业作出了不可磨灭的历史贡献，也为济源县立师范学校这个革命的红色摇篮增添了不朽的光辉。

在1942-1943年期间河南的灾荒中，没有任何证据证明日本侵略者曾经对其统治下的中国人民进行过救济。

即便在位于沦陷区的豫北与豫东地区，进行救济的主力也是中国民间团体与国际慈善机构。当时对沦陷区人民救济力度最大的组织，是在上海成立的华北救济会。

该组织通过赛马、义演、篮球足球比赛、募物义卖、发放捐册等一系列方式筹募捐款，至结束时共收捐款11230422.34元，利息54468.88元。支出赈粮5461849.85元，赈款41800000元。当时以好赌闻名的汉奸潘三省，在上海各界发起救灾后即捐款5万元，并捐出价值最低在16万元的翡翠瓶一座、1万元的钻戒一只，捐款计在22万元以上。

此外上海中教道义会也募款5000元，无锡分会募款5000元，共10000元振款。这些组织在募集到善款之后，又通过各种渠道将购买到的粮食运往灾区，有效的解决了灾民的燃眉之急。

在河南本地，河南省佛学社筹资聘请了开封市各地名医，“每日轮流驻社施诊，门诊挂号均不收费，贫病无资就医因而得救者无算”。1942年下半年学社又对灾民施以馍和米，以救灾民脱离苦难。1943年春时，又募集贩款购买豆饼散放灾民，还依据古方炮制救饥丸，散放饥民。

当时位于开封的河南省妇女协会，自1943年12月开始，定期举办赈灾游艺大会，募集捐款，贩济灾民。新乡商务会长路文甫及齐星五等人，于1943年4月8日设立新乡灾民收容所，每日由各发起人赴各处捐款购米施放，至13日止共募得捐款28182元，收容灾民人数达600余人。

河南第九区育幼院将灾区灾童作为主要的收容对象，1942年灾荒之前，已收容200多灾童，到1943年，收养的灾童增加到500多人。又因教养院门外不断有弃婴，院方收容了三十多个，雇了由北方逃来的灾民十多名当乳母哺育婴儿。

在国际组织上，当时的郑州国际救济会在灾荒期间先后办起了四个粥厂，可容4000人。一个难童学校，男女生共800人，另外有两个收容所，有1080人。统计起来，共计5880人。

而作为对比，日伪政府的救灾措施则采用了最传统的方式：祈雨。

早在1942年7月26日，为求笼络人心，伪河南省长陈静斋就带领着伪省公署及开封市的全体官员到城隍庙烧香磕头，许愿求雨。

他规定在三日内每日早7时到10时，由开封市公署召集开封市佛道耶会及其他各宗教团体，在各自所在地建祈雨坛所，诵经祈祷。同时令市公署饬屠宰场在祈雨期内禁屠三天，并布告商民。由开封市公署召集各街长，在祈雨期内每街设置水缸缸内插柳，或在各住户门首粘贴“沛然下雨”标语。

接着在1943年8月3日，这次是由伪河南省长田文炳，率所属向昊天上帝之真神祈祷甘霖早沾，“由各长官督率所属职员，就各自衙署虔诚祈祷，以迓天和。”

伪省长们既然是这副做派，下面的大小汉奸自然也是一起上阵表演祈雨。济源县知事左学章在7月27日就在济源城北设坛祈雨。当天上午10时他率领公署全体职员，以及新民会、各机关、各学校、商会、各区区长，在炎日之下皆免冠跣足徒步赴济源王庙，祈祷济源王显灵，普降甘霖，拯救黎民。

汤阴县知事张直，就于1943年4月25-27日，率僚属齐赴西关龙王庙虔诚祈雨，并令饬各屠宰商断屠三日。更于二十六日午前九时，赴该庙焚香祈祷后，又率僚属同赴城北七里许周文王庙虔诚祈祷，“期感上苍早降云。”临漳县知事，于1943年4月25日领导农民及城关妇老，在县城南关设坛祈雨，并通令各商店，在求雨之期，门挂柳条，以期感动上天早降祥云。

浚县知事王实坪，于1943年4月22日上午10时，“率县公署职员，及各机关首领，亲诣西门里关帝庙，跪默拜祷，并由僧侣诵经，一连三日，二十二、三、四，每日虔诚祈告，盼降甘霖。”

除开祈雨外，当时伪政府也曾进行了三次急赈，第一次是在1943年1月，在伪省民政厅长赵岫春的请求下，伪主席汪精卫令社会福利拨发联银5万元急赈，救济太康、商丘等灾重县份。

第二次是在1943年6月伪国民政府曾拨下面粉2600袋以救济华北灾荒，其中河南分到了800袋。最后一次是在1943年3月，华北政务委员会下拨给河南济贫金25000元，分给豫北道15500元，豫东道9500元。

而日伪政权直接发放粮食的事迹只看到一处，既开封地区物资对策委员会曾于1943年3月20日拨“高梁350吨，小米100吨，绿豆50吨，高梁每斤作价1.2元，小米每斤1.3元，绿豆每斤1.25元”。

这批杂粮在经由各区领取后，再分别通知各区保甲长令该户前来领取。规定“每日每人仅能领粮六两至十二两，三岁或六岁以下，五十岁或六十岁以上者，或根本不予一粟，或每日予数两。这就等于按住我国同胞的咽喉，要永远处于半饥饿状态，辗转于死亡线上。

《沁河顺流而下》二十七

怀梆现在基本上属于过去式了，人们提起，惋惜，叹息是主流。当然，还有最大的部分人是不了解。可您知道吗？在七十年前，寒冷的朝鲜半岛，不只有铁骨铮铮的志愿军，还有一腔热血的文艺工作者。大名鼎鼎的常香玉，相声演员常宝坤，马三立，梅兰芳………太多了。可在这些文艺工作者中，怀梆剧团也曾多次赴朝慰问演出，鼓舞斗志。这当中有个渊源。上甘岭的十五军，正是当年晋冀鲁豫野战军的九纵改编而来的。九纵在1947年秋，成立于博爱县寨卜昌村北打谷场。九纵成了后，有一个旅是沁阳，博爱，修武，武陟，温县等现在焦作境内的战士组成的。这些战士喜爱怀梆，当家乡的戏剧小调，乡音土语回荡在耳边，保家卫国的决心空前高涨。这在资料中有记载，大家有兴趣可以查询，看看当年赴朝演出的人员名单。

在清朝时，据说怀梆也曾到北京演出。不过仅仅是堂会的形式，是怀庆府的商人聘请的戏班。戏班进京演出多日，却有一个出乎意料的结果，那就是戏班居然请回了京城的京剧名角来怀庆，演出并传授京剧。这当中，首屈一指的功勋人物叫马玉芝，记载是博爱寨卜昌人。但我亲自考察时发现，马玉芝不是寨卜昌人，而是寨卜昌南，刘路卜昌的人。因为我找到了当年马玉芝购买房基地的文契约。马玉芝模样俊俏，心思敏捷，身段灵活。深得李永泰真传，李永泰逝世后，马玉枝一边演出怀梆，成为一代大师外，在村里还积极帮助引进了京剧，并且牵头成立了京剧社。

马玉芝把京剧引入怀庆，至今这个传统依旧在寨卜昌村保留着，一代一代的传承着，村里还有青年人在教授，传承着京剧这门艺术，寨卜昌也由此成为豫北大地上，不是豫剧，不是怀梆的京剧传统村。深厚的戏剧土壤，也培养出了河南京剧名角，号称“中原第一猴”的艺术家。

怀梆历史上最著名的人叫李永泰 （银成 1802---1895）旦角，武陟县大封西岩人。焦作戏曲志》记载：“乾隆52年（1787年）怀邦胡子生演员马丑妮已具名声。”“银成，本命李永泰（1802---1895），武陟县西岩村人，六岁时如怀邦戏班学艺，五年后已颇具名声。原属济源县的西阳村于嘉庆年间已有怀邦窝班，可以佐证1800年前后，怀庆府已有比较正规的怀邦班社，即行戏班，江湖班”。

五六岁的小银城，娇小，俊俏，被父母领着送到一个怀梆戏班，交给老板学戏，老板给了几块钱，转眼，银城长到13岁，学成出师，登台唱戏，第一次唱大戏，是在十月二十，城隍庙烧香会上，在县衙的戏楼上演出《反西唐》的樊梨花，一炮而红。人们蜂拥着奔向县衙，结果是把县衙的围墙给挤塌了，县令无奈，下令戏班到城隍庙公演十天。十天里，天天都演这出戏，群众是百看不厌，为此还编了一句顺口溜“脱裤当衣裳，也要看银城《反西唐》”。银城的《上门楼》更令人叫绝，当年也有顺口溜说“听的银城唱，就把碗来放”。

人红是非多，因为银城唱的好，深受观众爱戴，哪个戏班能聘请到银城，等于有了票房保证，财源自然滚滚来。于是当年两个戏班争相加价，要银城来搭班唱戏，从一年20两大烟，成倍的增加，最后加到160两一年，这时的银城有些动摇，心思烦乱，有一家看到就算是加到160两一年，可他的心思也早就乱了，再说，说不准对方还会加码，于是想着我得不到，也不能成全你，就想雇凶杀人，索性没有成功。

晚年的李永泰致力于教戏授徒，学戏的多是穷苦家的孩子，戏子又是下九流，当时很难找到人肯嫁，银城为了徒弟们安心，也为了他们后继有人，就出钱，从黄河以南买了十几个女孩子，与这些徒弟成亲。银城为人诚恳，别人挑剩下的一个大个子大脚的女人，最后嫁给了自己的儿子。

1895年，李永泰溘然长逝，艺徒们为他连演三天大戏，戏罢，全体换上孝衣，抬棺送葬，（抬棺人中有马玉枝）连同看戏的人群，浩浩荡荡，场面壮观。

乔庆云，艺名红锥，1890年～1939年。旦角，修武县北睢村人。嗓音高亢，扮相俊美，可惜没有资料照片。不过，这是我唯一一个见到跟随当年名角学戏的传人的一次。老人年过九十，身体依旧强健，依稀还有当年的风采。